人事更换，正如健哥所说的，这么突然的召见，确实有点蹊跷。
不过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于这种斗争向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能躲则躲。这次答应帮健哥的忙，老莫已经很不以为然了，说只是打份工，谁是老板不都一样，你这么帮健哥，很可能会引火烧身。
可我还是坚持想帮健哥，只因为这几年他对我不错，知恩要图报，也许会惹祸上身，但也顾不了这许多。反正我也就是一介销售，惹得我急了，大不了拍屁股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到公司，健哥刚进去，我打开电脑，顺手把几个重要的数据拷备到我的手机卡上。我的数据刚拷完，健哥就怒气冲冲地出来了。
他重重地把笔记本往桌上一砸，大声地骂道：“MD，什么鸟人！”
我走过去问他怎么啦？健哥怒道：“MD,要调我去综合管理部去管后勤!”
我问：“你不是说要用会展中心的项目来顶他吗？”
健哥坐了下来，揉了揉太阳穴，说：“我说了啊，但他竟然说，他觉得这个项目做得不够好，说早就想找个人来接手这个项目！”
我无语，看来新来的老板换人的决心很坚决。如此一来健哥的小日子就不会太好过了，如果新老板要大力洗牌，我也一定是首要清理的目标之一。
不过，我还真无所谓，清理我，我正好找个理由休息一段时间。我对好工作的定义，第一位是干得开心，第二位才是收入。
这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公司打来的，我一接，是郑总的助理小源，说是明天下午5：00钟，郑总要找我聊，特别交代要我准备好会展中心的书面材料，郑总要看。
放下电话，我和健哥琢磨这件事，郑总要看会展中心的材料，是卸磨杀驴前的工作准备，还是只是看看材料，了解情况。
健哥让我往大里讲，但一些关键的人的情况，尽量屏蔽，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我和老莫打了几次电话，问凌听情况，老莫也很早去上班了，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告诉没有任何音讯。
快下班的时候，我又给老莫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新进展，他说已经在回家路上，太困而且无心工作，想回家去等凌听。
随后我打了个电话给月儿，约她一起吃饭，她今天一天都在外面。电话那头月儿却犹犹豫豫地说有事，我顺口问她什么事，她吞吞吐吐的不肯说，说待会给我电话。
挂上电话，我心里在奇怪月儿那到底有什么事，今天简直是《十万个为什么》会考，一堆的疑问一堆的未知。
我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直觉告诉我这事和凌听有关。
当月儿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果然她告诉凌听已经从老莫那搬出来了，在她们家暂住，刚才凌听在旁边，她不方便说。
我释然，问：“那她昨晚去哪了呢？”
月儿说：“她在公司，应该是哭了一晚，眼睛肿得吓人。”
我点了点头，当时我们也想到过，只是觉得，公司可能有人在，实在不是个发泄委屈的地方，就只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就没去了。
这时候，老莫的电话也进来了，我先挂了月儿的电话，接通了老莫的电话。
“老拆，听听她今天回来过了，把她的衣服都带走了，怎么办啊？！”老莫在电话那边急坏了。
我告诉他凌听在月儿她们家借住，老莫一听，立即要挂了电话，冲到月儿她们家去，我让他稍安勿燥，这时候知道凌听是安全的，就可以从长计议了。
半个小时后，我和小毕就出现在老莫家了，我看到家里非常干净和整洁，老莫说凌听临走前，还打扫了房子。
我们三个人雷厉火行地开起了“华港会议”（因为老莫住在华港小区），经过二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抽了二包半的烟，喝了三分一桶的矿泉水，吃了八包半的方便面（有半包是他们之前吃留下的），会议得出以下结议：
一、老莫这次的犯的错误非常严重，不但把我们党内重要的成员凌听逼得离家出走了，也间接影响到月儿和云水对我们的信任，严重地捣乱了党组织的内部团结和同志间的信任。
二、老莫还泄露了把危险的电话记在熟人名下这个重要的秘密，让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处于暴露的危险中，也让我们的地下工作陷入极难开展工作的地步。
三、凌听同志擅自离家出走，有点无组织无纪律，但鉴于事出有因，就不追究其个人责任，只在党内三人小组会上内部小范围地通报批评。
四、基于以上所述，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责成老莫同志这个月请我和小毕吃一顿大，（至少一千元以上）两顿小餐（不少于八百元），外加“18”唱K一场（承担场费和小费）。
我一边宣布结议，老莫一边听一连连点头，我讲完对他的处罚后，还张大嘴流着哈拉子，在听下文，等了半天，却没听到下文，问我说：“完了啊？”
我点了点头说：“宣布完了啊！”
老莫急了：“不地道啊，还没说怎么帮我找回媳妇呢！”
我和小毕看老莫急，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给老莫分析起目前形势来：凌听离家前还打扫家，说明她是不舍的，对老莫还是有爱的；
同时她选择到月儿家借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和月儿，云水关系好，受伤的时候也希望能得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