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捐款，告诉他们，他希望他
的基金会过7、8年后能拿出40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
然而，1995年10月，斯皮尔伯格的名誉令人窘迫地染上了一个污。丹尼斯·
霍夫曼公开宣扬，1968年他为《阿姆伯林》一片签的那份合同，使他从斯皮尔伯格
的影片中被骗走了大笔利润，他为3300万美元起诉斯皮尔伯格，因为他估计从那样
一部影片中他该得到这个数。
1995年初，就在纪念电影百年历史之际，斯皮尔伯格获得了一个凯撤荣誉奖，
这是法国的“奥斯卡奖”。由于他在关贸总协定会议期间发表的那番有关法国贸易
保护主义的言论，这个奖的颁布引起了法国人的议论。其实斯皮尔伯格这会儿已经
改变了立场，他声称自己曾被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游说者和白宫发言人杰克·瓦兰蒂
有关电影方面的政策说明引入了歧途。
2月25日，他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步人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面对法国娱乐业各位先
生女士。这个奖项是由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导演克劳德·莱鲁士颁发的。
他通过向斯皮尔伯格保证说，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惟一让他不喜欢的部分就是“结束”
这个词，而为当晚的讲话定了调。斯皮尔伯格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凯特微笑着，坐
在凯特旁边是格里高利·派克和珍妮·默里奥，他们两人都是凯撒荣誉奖获得者。
斯皮尔伯格踌躇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名单，他说他感谢那些他早该对他们说谢
谢的法国电影界人士。从让·鲁克·哥达德开始(他对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影响是连最
敏锐的评论家也注意不到的)，他一口气报出29个人名，从卢米莱兄弟和乔治·米丽
艾斯到克劳德·兰兹曼，当然还有特拉福特，他那番关于讲故事的人需要有真实生
活的话曾给斯皮尔伯格很大的启发，斯皮尔伯格满怀真情地引用了他当时的原话“
我的许多电影都追求表现幻想技巧”，斯皮尔伯格接着说，“但是，我认为《辛德
勒名单》和我的妻子凯特及我的孩子，使我第一次能够抛开模式，像一个真正的电
影人那样生活。”他以一个自相矛盾的承诺结束了他的发言，他告诉观众：“我想
说我将与你们这个为了自己的文化而战斗的国家站在一起为公正而斗争。”
这句话因它的荒谬而给听者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因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的
电影，在他们眼里正是一部扼杀法国电影业的作品。截止到1995年，由《侏罗纪公
园》带来的9.13亿美元中，有5.56亿美元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销售。但是，几乎没有
人对此感到惊讶，特别是了解电影过去历史的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侵略和掠
夺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电影一直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就把美国新版影片作为政治和文化宣传的材料来发
行。派拉蒙公司和米高梅公司在20年代就将破了产的德国影片公司收购过来，并在
30年代通过获取影剧院的垄断权侵入英国和欧洲共同体，为好莱坞的产品保留着对
这些影剧院的统治权。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及他的影片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产物。
充斥于市场的麦当劳影片、可口可乐影院是这个世界所一直等待的，它们代表着一
种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道义是在严阵以待的欧洲一边，可是
利益却在别处。电影，首先是一种有机体，而它的媒介是金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这个他为之努力创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究竟是什么角色？
在目前条件下，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创造更多的利润和赢得更多的奥斯卡奖对
他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只能使他
沦为对成就、对那些他已经拥有的最高荣誉的无休无止的追求者，只能使他像他所
崇拜过的偶像大卫·塞尔兹尼克和大卫·里恩一样渐渐走向失败。原因就像再也不
可能出现另外一部《飘》，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部
《辛德勒名单》。
除此而外，还有一条路就是体面地隐退，或是接受自己在大市场中沧海一粟的
角色。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形像设计得好些，他可以像乔纳斯·索尔克，如果他不能，
他将会使自己成为克罗内尔·哈兰·桑德斯。他是否愿意通过回到多数人赞同的那
种简单经济的拍片方式上，来恢复他原有的声望？但可悲的是，他已经帮助社会创
造了一个不接纳这类影片的市场。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如此惊人天赋的人，这个现
实一定是苦涩的。
在评价斯皮尔伯格到50岁时的生活时，人们不能不把他的生活与两位典型的从
失望走向成功的美国人杰伊·盖茨比和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活相提并论。他
们把自己关闭在他们用劳动创造的生活中，整日无精打彩地在自己的住所中转悠，
仿佛生命的终结指日可待。
威尔斯、斯皮尔伯格和菲茨杰拉德在无情的美国境域里感觉自己是像盖茨比一
样的受害者。就像影片《伟大的盖茨比》中最动人的那幕，菲茨杰拉德称美国人为
“奇事容器”。美国人天生渴望新奇，永不满足地追求娱乐，如果谁想要试着去满
足他们的话，一定会被累死。凯恩和盖茨比对待他们那些奢华的朋友，就像斯皮尔
伯格和威尔斯对待他们的电影一样，把自己完全贡献给观众并被自己的痛苦所吞没。
他们所得到的奖赏就像一个美好而短暂的节日，一种与一个理想中的美国同步
了几年的感觉，在这一瞬间，理想的美国景象和他们在影片中所创作的一切都在他
们眼前清晰起来，它放射着如此灿烂的光芒，令世界瞩目。
斯皮尔伯格和威尔斯一次恰巧看到了同一种景观。在1940年，威尔斯和赫尔曼
·曼科耶维兹在好莱坞山庄的一处住房里共同编写《公民凯恩》。演员乔治·库罗
里斯来拜访他们，威尔斯带他来到平台上。库罗里斯回忆道：“我们看到整个城市
灯火辉煌。那时战争正在进行。他说：‘看，这个世界上有座城市灯火通明。’然
后，他把影片《公民凯恩》描述给我，概括地讲了整个故事。我们站在那里，头上
是满天繁星，脚下是灯火闪烁的洛杉矾城。”
30多年之后，斯皮尔伯格在与保尔·谢拉德进行了一次茅塞顿开的讨论后，从
菲利普斯回家。路上，他停在默尔霍兰德大道上，也许离当年威尔斯工作过的那幢
房子只有几码之遥，斯皮尔伯格茫然地仰靠在汽车车盖上，注视着圣·弗南多河谷
中交织成网的灯光倒影，他被《第三类接触》的构想吸引伎了，他不知道威尔斯也
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