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院门口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仔细一看，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他们都是爸爸的同事，都在一个办公楼里，甚至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而现在，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都清一色地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右臂扎着猪血色的红箍箍，一个老人头顶着尖细的，用硬纸片做成的高帽子，手里拎着一面铜锣，一边敲打着，一边在众人的推搡之下，缓缓走进院子里。
“哈，是老书记！”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嚷嚷起来：“对，是他，是老书记！”
“嘿嘿，老书记真好玩啊，这又是耍的什么新花样啊！”
“……”
孩子们哗啦地一声，像一群欢快的小燕子，从四面八方欢蹦乱跳地拥向老书记：“老书记，”
“……”
“去，去，去，”走在人群最前列的大蚂蚱没好气地伸出细长的手臂，恶狠狠地将小伙们伴驱赶开：“去，去，去，滚蛋，一边玩去，”
然后，他板着可怕的面孔冲着老书记吼叫道：“快点，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们交待你的历史罪行！”
“当——，当——，当——，”老书记垂头丧气地再次敲起了铜锣：“当… …，当——，当——，……，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
“啊——，”小伙伴们闻言，立刻惊得目瞪口呆，彼此间，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心里嘀咕着：什么，什么，这位可亲、可敬、可爱的老书记，抗美援朝的老功臣，老顽童，人老心不老的孩子王，怎么一周没见，就成了罪人：历史反革命？
“哎呀，”胆大一些的孩子们茫然地问道：“老书记怎么成了反革命啊？”
“哼，”大蚂蚱冷冷地答道：“你们这些小孩崽子懂个屁，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投降了！他有历史问题，我们要革他的命，清算他的历史旧帐！”
“哇，”孩子咧开小嘴惊呼起来：“哇——，”
“哎呀，”
“真没想到，”
“……”
“快敲，”大蚂蚱没好气地推搡着老书记：“快敲，别想偷懒！”
“当——，当——，当——，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大蚂蚱扯着公鸭嗓，挥舞着烧火棍般的干瘦胳臂，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于是，穿着军装的众人纷纷效法，坚定地举了拳头：“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我们可怜的、倒霉的老书记，头戴着可笑的大高帽，面容憔悴地拎着铜锣有气无力地敲打着，发出让人心烦意乱的响声。在众人无情的驱赶之下，老书记没完没了的、左一次右一次地从楼上转到楼下，然后，再从楼下转到楼上，他一边浑身臭汗地登爬着陡窄的阶梯，一边不停地敲打着那面铜锣，同时，嘴里则念经般地嘀咕着：“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
当——，当——，当——，伴随着铜锣的响声，老书记的身后很快便聚集起一群又一群比我还要闲极无聊的人们，他们一个个兴灾乐祸地尾随在可怜的老书记的屁股后面，使用着各种极其下流的、下流得简直不堪入耳的脏话取笑着、捉弄着我们可怜的老书记。
“爸爸，”傍晚，我将白天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妈妈和爸爸，然后，一脸疑惑地问爸爸道：“爸爸，老书记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
“去，”爸爸虎着脸教训我道：“大人们的事，小孩子家少参与，……”
“对，”妈妈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子，肥实的手指头频繁地指点着我的鼻子尖：“陆陆，告诉你，以后不许到走廊和院子里去玩，见到谁也不许乱说话，听到没有？”
“嗯，”我怔怔地点了点头，心里则糊涂得无法形容：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宿舍楼里原来欢快、祥和的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笼罩着滚滚飘忽不定的，捉摸不透的、极其压抑的，压抑得行将窒息的沉闷空气。每天，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当单位里的知识分子们在走廊里不期而遇的时候，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热情的问候，真诚的寒喧，与毫无猜忌的说笑、打闹。彼此之间，仿佛突然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谁也搞不清楚对方的真实面目。在狭窄的走廊里，突然走个顶头碰，便非常尴尬地相视苦笑着，假惺惺地点点头，接着，便头也不回地溜进自己的家门，咣当一声，将房门紧紧地锁死。
“哼，”
一周之前还亲密无间的一对同事，隔三差五便要凑到一起，喝酒闲聊，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反了目，在走廊里虎视眈眈地横眉对峙着：“哼，不服咋的？”
“哼，你算个啥啊！”
“哼，”
“不跟他玩，不跟他玩！”大人们无端地反目成仇，孩子们亦如此效法，根据家里大人们政见的差异，非常自然地分割成诸个帮派：“不跟他玩，他爸爸不是咱们一伙的！”
“对，不跟他玩，我爸爸是造反派，而他爸爸是保皇派！”
“……”
不仅仅是宿舍楼，以及楼里的住户和孩子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宿舍楼外的院子里，以及楼房对面的马路上，亦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
放眼望去，目力所及的所有建筑物都涂抹上了巨大的红色方块字，那激烈的言词，那力吞环宇的豪迈气魄，使人能够嗅闻到咄咄逼人的火药的呛人气味，而感叹号下面的小圆点，比我吃饭的盘子还要巨大数倍。
大黄楼的正面不仅也涂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标语、口号，更让我吃不惊不小的是，在其西侧的整个大山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变魔术般地出现一幅巨大的，从底楼的水泥衬裙一直漫延到顶楼女儿墙的超大图画：身着长袍大褂的毛主席，手中握着一把旧雨伞，顶着黑沉沉地乌云，傲然而立。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从老书记被逼敲锣爬楼梯那天起，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小巷中，或者是宿舍楼里，终日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革命群众们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外面热闹得尤如煮沸的开水锅，不知疲倦的滚滚翻腾着，而在家里，也不得消停。许多我认识的，或者是我不认识的男男女女们，大概是事前有约地聚拢到我家，与爸爸和妈妈围坐在下昏暗的白炽灯下，热情扬溢地、充满激情地海阔天空，高谈阔论着。
年轻、美丽、漂亮的杨姨，首先开了腔：“大蚂蚱混进了革委会啦，他是个什么东西，他爹投机倒把！他乱搞男女关系，一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
哼哼，看到杨姨机关枪发射般地贬损着大蚂蚱，我心中暗暗发笑：哼哼，大蚂蚱乱搞男女，可是，杨姨，你呢，你又怎么样呐？
望着眼前性感诱人的杨姨，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依依稀稀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中午，爸爸一个人在厨房里洗衣服，我倒在里屋的床上无所事事，渐渐地打起了嗑睡，朦朦胧胧之中，我似乎听到杨姨悦耳的嗓音：“哎哟。谁在家呢？哦，老张，就你自己啊，她，干什么去啦？”
“嘿嘿，”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