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太太探身去弹烟灰，若有所思，侧过一只脚，注视着脚上的杏黄皮鞋，男式系鞋带，鞋面上有几条细白痕子。“猫抓的，”她微笑着解释，一半自言自语。“搁在床底下，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吸了口烟，因又笑道：“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叫我们给他穿衣裳。”她只加深了嘴角的笑意代替扮鬼脸。“她怕，”她轻声说。当然还是指她婆婆。
“老伴一断气就碰都不敢碰。他们家规矩这么大，公公媳妇赤身露体的，这倒又不忌讳了？”伍太太带笑横眉咕哝了一声，“那还要替他抹身？”
“杠房的人给抹身，我们就光给穿衬里衣裳。寿衣还没做，打绍甫，怪他不提早着点。”又悄悄地笑道：“我不知道，我跟二少奶奶到瑞蚨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绍甫也没告诉我。”
“绍甫就是这样。”伍太太微笑着，说了之后沉默片刻，又笑道：“绍甫现在好多了。”
荀太太先没接口，顿了顿方笑道：“绍甫我就恨他那时候日本人来——”他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打起仗来跟着撤退，她正带着孩子们回娘家，在上海。“他把他们的古董都装箱子带走了，把我的东西全丢了。我的相片全丢了，还有衣裳，皮子，都没了。”
“嗳，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丢了就没了。”伍太太虽然自己年青的时候没有漂亮过，也能了解美人迟暮的心情。
“可不是，丢了就没了。”
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去。重庆生活程度高，小公务员无法接家眷，抗战八年，胜利后等船又等了一年。那时候他不知怎么又闹意见赌气不干了，幸而有个朋友替他在上海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了个事，他回北京去接了她出来。
她跟伍太太也是久别重逢。伍太太现在又是一个人，十分清闲，常找她来，其实还可以找得勤些，住得又近，但是打电话去，荀太太在电话上总有点模糊，说什么都含笑答应着，使人不大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派人送信，又要她给钱。
她不愿让底下人看不起她穷亲戚，总是给得太多。寄信去吧，又有点不甘心，好容易又都住上海了，还要写信。这次收到回信，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伍太太有啼笑皆非之感。
她连邮局也要给双倍。
先在虹口租了间房，有老鼠，把祖铭的手指头都咬破了。
米面口袋都得悬空吊着，不然给咬了个窟窿，全漏光了。
“现在搬的这地方好，”荀太太常说。
上次苑梅到同学家去，伍太太叫她顺便弯到荀家去送个信，也是免得让荀太太又给酒钱。是个阴暗的老洋房，他们住在二楼近楼梯口，四面的房门，不大，一只两屉桌，一只五斗橱，隔开一张双人木床与小铁床。锅镬砧板摆了一桌子，小煤球炉子在房门外。荀太太笑嘻嘻迎接着，态度非常大方自然，也没张罗茶水，就像这是学生宿舍。
就她一个人在家。祖铭进中学，十四岁了，比他爸爸还要高，爱打篮球。荀太太常说他去看球赛了。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不想要了，祖铭是个漏网之鱼。
有天不知怎么没用药——是一种牙膏似地挤出来，“伍太太有一次笑着轻声告诉苑梅。
漏网之鱼倒已经这么大了。怎么能跟父母住一间房，多么不便。苑梅这么一想，马上觉得不应该，虽说久别胜新婚，人家年纪不轻了，怎么想到这上头去。子范刚走，难道倒已经心理不正常起来了？现代心理学的皮毛她很知道一些，就是不用功。所以她父亲就气她不肯念书——就喜欢她一个人，这样使他失望，中学毕业就跟一个同学的哥哥结婚了，家里非常反对。她从小家里有钱，所以不重视钱，现在可受别了。
要跟子范一块去是免开尊口，他去已经是个意外的机会。
她是感染了战后美国的风气，流行早婚。女孩子背上一只背袋驼着婴儿，天下去得。连男孩子都自动放弃大学学位，不慕荣利，追求平实的生活。
子范本来已经放弃了，找了个事，还不够养家，婚后还是跟父母住。美国也是小夫妇起初还是住在老家里，不过他们不限男家女家。
想不到这时候倒又蹦出这么个机会来。难道还要他放弃一次？仿佛说不过去。
他走了，丢下她一个人吊儿郎当，就连在娘家都不大合适，当她是个大人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想出去找个事做，免得成天没事干，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婆家通不过，他们面子上下不来。
最气人的是如果没有结婚，正好跟他一块去——她父母求之不得，供给她出国进大学。
这时候只好眼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出去，也不能眼红。
她不是不放心他。但是远在万里外，如果要完全放心，那除非是不爱他，以为他没人要，没有话里一样美丽的公主会爱上他。
她母亲当初就是跟父亲一块出去的，她还是在外国出世的，两三岁才托便人带她回来，什么都不记得的，多冤！听上去她母亲在外国也不快乐。多冤！
其实伍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