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方在这显眼指出，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候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坐落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真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啊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时候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尽力很多苦楚，对旁人**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到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唯独只与唐康说的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去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他们与阿沅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的一句话，都似乎时候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着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一种距离，把人隔的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像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人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又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净座位。他也不挑剔，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答：“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是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来往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职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的多，他与范翔亲近的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这，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曹**就到。”
“嗯？”唐康一惊，不觉到：“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武烈，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所到：“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1』注：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
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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