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
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个不岔也不懵的美满结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结局。
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
如果这里的知识群体还有出息。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原题《慎用洋词好说事》。
注释
[1]如亚里士多德称：……sothternndmmovblendpent……suchbegsrethecelestlbodes.——《tphyscs》byrstotle.基督教重要理论家拉辛格也说：begsthoughtndthereforethkble.——《troductontochrstnty》byjosphkrdlrtnr，1990.
[2]见《mtersofexchngrce,dce,ndscencethedutchgon》，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