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子。所以说,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是一种“今为古用”吧。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在时。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头从遗忘的暗层里开掘出来的。
弗雷泽和汤因比是“日不落帝国”的学者,有航海越洋的条件,可以到各个殖民地去游历,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识的。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研究的结果却引导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导出文化相对主义,还有生态学、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对西方中心论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与摩尔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
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一点生态学和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他写资本主义史,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写起,甚至从物种、家具、疾病写起。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点琐碎,但他推导出来的结论很有力量,也往往让人吃惊。比方说他很重视人口数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考察论证。
人口当然是构成广义生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学者们注意。比方说文景之治、中兴之治、贞观之治,都有战乱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人地紧张关系大为缓解是这些“盛世”的基础。又比方我们常说中国人性保守。但《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时候恋爱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经”,差不多是最高指示。为什么后来出现男女大防?诸多原因之中,人口剧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条。清政府“摊丁入亩”,废了人丁税,大家不需要瞒报人口了,统计人口数便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到了四亿多,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瞒报的部分浮出水面。这个数字至少是欧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十多倍。到处都人满为患了,加上从西北地区开始的生态恶化,把玉米这些山地作物引进中国也不够吃了,你还让大家成天男欢女爱怎么得了?
《国语》里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强国,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励臣民们“淫泆”。这就是人口与风化之间关系的证明之一。而宋代以后日益森严的男女大防,不但有巩固家族制的意义,也可说是当时的避孕术,是不得已的节制生育运动。当时没有避孕药和避孕套呵。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任何“决定论”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他们的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要比中国好得多。要说原因很简单:印度宗教强大,教徒们不杀生,连苍蝇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吃,连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许,印度教以及佛教最开始都是对天灾或者人祸的文化反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被迫调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反过来发生各种影响,包括发生对生态的影响。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不仅仅要谈生态,也要谈别的,谈复杂的因果网络。
各个人类共同体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经验,会有不同的知识重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但都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你不能说水面上的阳光才是阳光,其他阳光就不是阳光。
美国的先民到北美以后,先是战争屠杀,后是带来传染病,把印第安人灭了几千万,整个新大陆空空如也,贩来一些黑人,还是人手不够,所以大家都习惯于自己动手,连一个个总统也当木匠,自己盖房子。
他们对机器的极端着迷,既与欧洲的工业化和新教精有关,也与新大陆的人工缺有关。欧洲人习惯于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了电影,因为电影是机器呵,可以省人工和省钱呵。欧洲人习惯于泡酒吧,进餐馆,美国人折腾出了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是饮食业的机器化呵,还是为了省人工和省钱。我在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娱乐的机器化,音乐、表演、游戏,全是机器制作的,都是玩机器。也难怪欧洲人一直不以为然。
什么是美国?这就是美国。从劳动崇拜到机器效率崇拜,就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的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等,其实后面都有一定的文化依托,都有更遥远的生态原因以及其他原因。
在柏拉图那里,“民主”是一个贬义概念。他认为贵族制导致少数人腐败,民主制不过是导致多数人腐败,都不是好东西。当时的民主其实也不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奴隶、妇女以及乡下人没有投票权。这种城邦民主发展到后来的国家民主,妇女、奴隶、乡下人等等,都有了投票权,并且能够从中受益,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事物过程,有很多相关因素在起作用。中国人逐步工业化以后,人口大量流动了,大家族差不多都解体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开始多于家族联系,“君臣父子”式的制度与文化自然也就不灵,民主不能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公众政治信念。
中国人要学习运用民主,发展民主必须注意本土路径和本土经验。中国古人没有民主,但有民主因素。设谏官,就是设立反对派。注意“揭贴”(古时监察部门长官揭发不法官吏的一种文书),就是倾听民意。朝廷还有过权力制衡机制,在汉、唐时代尤其做得好些。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三省:中书省管立法,尚书省管行政,门下省负责监督,也是三权分立。皇帝的指示,由中书省草拟,由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觉得不对的可以驳回,叫做“封驳”,皇帝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见集权框架下可以有民主的成分,正如民主框架下也可能有集权的因素。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照常举行着,但投票率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竞选资金,传媒宣传等等都越来越集权化了,被强势集团暗中控制了,投票也没有什么用,胳膊扭不过大腿。
读经典,重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