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它算作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它（《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对于儒家的话也是怀疑的（《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是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作《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汤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用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录的（《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孟子》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本卷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些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本卷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焉；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