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自己阵营正处在人心离散的阶段，想起当年秉常的处境，也是暗生悲凉之意。
心中格外期望能有一个李清那样的部下始终为自己尽忠。
可惜没能把这贱妇留在环州，方有今日之祸。
梁乙逋恨恨的骂道。
如今东朝之援已绝，难道真要兵行险着？环州之战时，梁乙逋确实与东朝有暗中的交易。
当时宋朝当权的旧党内部党争不断，互相倾轧，根本没人来关心真正的国事。
而且这些君子们最崇拜的就是无为之治的境界，最反对开边生事，认为治理国家的要诀，就是多劝农桑，少收两税，安安静静，得过且过，最好永远这麽一成不变的走下去。
凡是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在他们口中便是言利小人，对于收复失地，变法改革，振兴国势完全持恶厌态度，认为这完全就是生事之举。
对于西夏不停的侵攻，他们也认为不是什麽大事，反正边境那都是无用之地，丢了也不打紧，反正西夏又不是要吞并大宋，他们抢够了自会回去。
边将只需将外敌阻于国门之外便可，出兵还击便是挑起边衅，万万使不得。
而梁乙逋抓住了这个心理。
只要宋朝能将梁太后留在环州，同时重开岁赐。
那麽梁乙逋将会和宋朝停战，同时西夏将会向宋朝再次称臣纳贡。
这正是宋朝那些旧党君子们所需要的。
虽然梁乙逋并不知道宋朝那边到底是谁，但是可以肯定旧党当权诸公之中有人被自己的条件所打动，在暗中施加着影响。
一品堂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对方显然也很小心谨慎，毕竟这是私通敌国的罪名。
每次出面的都是个游方道士张怀素。
不过梁乙逋并不在乎这些，他只要知道自己计谋得逞就行。
反正这是西夏用了一百年的老招数。
一边称臣享受着岁币，另一边照打不误。
反正那些旧党的士大夫们掩耳盗铃逃避现实的本事炉火纯青，只要他们当权，西夏就永远可以为所欲为。
自己若是能借助宋朝的力量铲除梁太后，之后就算签订了和约，要不要遵守那也是看梁乙逋的心情而定。
但是现在，东朝眼看着是新党卷土重来，旧党眼看就要被清算，与自己有默契的那位人士大概也自顾不暇，虽然还能搞些小动作，但是可以想见再想利用东朝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了。
若放在以前倒也没啥，只是现在对自己的处境却是雪上加霜。
去年秋天，东朝高太后病逝，十八岁的元佑天子赵煦自此亲政，对高太后和元佑诸臣的怨恨愤怒，终于有机会宣泄出来。
而以章敦、李清臣、邓润浦为首的熙丰新党重返权力中心，先前的元佑旧党们如何迫害打击新党，现在几乎是十倍百倍的被奉还回来。
宋朝的朝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巨变。
当年宗在位时，锐意进取，任用王安石，熙宁变法几乎将台谏驱逐一空。
旧党大臣们纷纷外任，朝中尽是新党天下。
但是凭心而论，熙丰年间的党争虽然残酷，但是双方基本上还都是出于公心，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只是在争论谁的政策对国家更有利。
但是等到宗一死，高太后垂帘，行元佑更化，召回旧党，结果是一场比熙宁初年的大罢黜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潮，此时的党争已经彻底沦为了乌烟瘴气的私人恩怨和意气之争，已经无人再关心国家如何。
司马光经过在洛阳十几年对政治一言不发的压抑经历之后，心灵已经彻底变态扭曲。
一朝得志，便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心态对新党展开了残酷报复，打出以母改子这种大逆不道的旗号将新法不论青红皂白全部废止，彻底否定宗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成绩，同时大批召回旧党战友。
枢密使章敦就免疫法罢废与司马光展开据理力争，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治国实无一策，吵架吵不过章敦，说话还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
他上的奏章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
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
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
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被章敦揪住痛加抨击，经常给搞得下不了台。
而同为旧党巨头的苏轼、范纯仁、吕公着等人都认为免疫法并非一无是处，不能轻易罢废，司马光顽固不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得了个司马牛的光荣绰号。
他自欺欺人的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幺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
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便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总之草民百姓服役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要给官府无偿干活的。
最后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强行将免疫法罢废。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
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这就不是君子所为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
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屡次被章敦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司马光终于恼羞成怒，讲道理讲不过，便指示台谏群起弹劾章敦，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高太后根本不管道理如何，只知支持自己的偶像司马光，终于硬将章敦贬出汴京。
结果此例一开，旧党群势汹汹，抛开君子面纱，拿出流氓嘴脸，对新党展开全面猛扑，大搞人身攻击，指斥新党诸臣为奸臣，蔡确，韩缜等人皆被赶出朝廷。
就此，旧党君子们用最流氓的方式掌握了大宋的政权。
此时的司马光心中已经没有国家公义，只有私怨。
后来他甚至疯狂到想把宗朝十几年来无数将士血战收复的所有国土，包括整个熙河路，兰州、会州、绥州等数千里江山全部再割让给西夏，将双方国境线恢复到仁宗朝时期的情形，幸好旧党其余人等精还算正常，怕背上万世骂名，没敢附和他这卖国之策。
之后，司马光终于眼看着他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流放到外地，胸中怨气终于抒发出来。
在狠狠的折腾了朝政一番之后，他也没提出任何治国之策，就心满意足的死了。
仿佛他回朝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来向新党报仇的，至于国家是否禁得起这样的折腾，并不在这位以社稷臣自居的君子楷模考虑范围之内。
这位编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曾经自嘲天下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知他看到唐代牛李党争，再对比自己的行为，会作何感想。
之后元佑年间，朝廷尽是旧党天下，行事已经极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