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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想说的是「对不起」，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在我的心底，周霓的说法仍然有疑点，比如我仍想问晚归的那天她去了哪裡？为什麽同学遇见妳的时候，妳的脚上就繫着那条绳子呢？是因为突然缅怀过往时光吗？但我却选择不再追问下去。
知道真相后，我可能会崩溃，我可能无法承受。
真正让我无法承受的，却是失去周霓。
而逃避是目前我能想到最有效、又两全其美的方法。
儘管如此，有些疑问一旦产生了，就会有非得想要知道解答的冲动。
我没有要妻子丢掉那条放在我抽屉裡的红色冲浪绳，它的存在提醒了我想要瞭解部分真相的那股心情。
在我起身离开餐桌的时候，周霓抓住了我的手，我转头
看她，她却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看着地板，一颗又一颗像结晶般的斗大泪珠落到地板上。
我的心情複杂，相知相惜了三十年，我却选择在此时此刻不再姑息，逃避是无言的抗议，对周霓来说，这也是一种残酷的报復。
我用「在家准备提案资料比较有效率」的理由向公司请了假，身为资深的文案主编，突然提出这种要求也没有人敢吭声，只好任由我随便在公司消失几天。
事实上，我并没有回到家乡，在确定周霓怀有身孕的这个时刻跑回家裡，肯定会被父母质问原因，并且唏哩呼噜地又被赶回来。
我在公司附近的汽车旅馆租了一个礼拜的房间，每天只是在裡头吃泡麵、看无聊的电视节目，我只是想逃避、就只是想逃离那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人身边。
一方面，我仍感到愤怒异常，我不懂为什麽周霓可以表现得这麽委屈？出现瑕疵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她的藉口前后不一、破绽百出，为什麽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的不体贴？虽然她没有说出口，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想不到你们都认识这麽久了，也会吵架呀」日式居酒屋裡，被我约来的咖啡一脸惋惜的对我说。
「我就是没办法装傻。
这次没办法」我把满杯的冰啤酒一饮而尽，就和２１岁时、在宿舍裡对他诉苦的情景一模一样。
「我帮你看过了，我们公司附近没有什麽体育单位啊。
会不会真的是你误会了？」咖啡说。
我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要他帮我查查公司附近有没有甚麽与体育相关的单位。
「体育单位也只是我乱猜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学长现在在做什麽」我说。
对于许冠廷少数的线索，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听闻他末来的志愿是成为专职的运动教练而已，连什麽运动、什麽样的教练我都不清楚，而我当然也不可能问周霓。
有没有可能，这真的是我与周霓的尽头？命运并没有规定认识了三十年的青梅竹马就一定会白头偕老，就算在１７岁那年我认知到了此生都没有办法失去周霓，那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绝对不能失去她、与这次绝对不要妥协，这种两相矛盾的立场，似乎渐渐让我变成了一个卑劣的人。
我总是在寻找蛛丝马迹，越是偏执、就越是卑劣。
卑劣的我，在周霓出门上班时，偷偷跑回我们一起建立的家裡，像徵信社、或者、更像经病一样翻找垃圾桶与衣柜，然后在几个地方藏了录音笔。
进行着如此让人不齿的行为时，我发现了周霓这几天都并末到卧室上床睡觉，床铺就像我离开家时那样平整，而沙发上放了一条皱皱的小毯子，这样的景象让我更加煎熬，我怀疑着自己是否做错了？我的所作所为，正在让我俩一同受苦。
我记忆中的周霓是如此倔强，她却每个晚上都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忙到太晚，虽然我一点也不忙，却仍故意用敷衍的态度随口应答就挂掉电话。
她越是温柔，就让我的愧疚与愤怒越发强烈。
每次的通话都让我撕心裂肺、苦不堪言。
雪上加霜的是，想要逃避痛苦的我却逃避不了卫星讯号，和产检同一间的医院打电话来请我过去领取另外一份检验报告。
在妻子说出怀孕的消息前一週，因为工作突然空闲了，便去登记做了身体检查。
虽然周霓跟我说想要当个顺其自然的轻松大人，我却还是私底下检验了。
我心想，如果是我的原因导致生不出小孩，那我就儘早向家裡长辈做个交代即可，以免每年过节回家时，都要像去年一样、被亲戚们问个不停。
「张先生，这是你的检验报告」诊间裡，护士温和的把牛皮纸袋放到我面前，并谨慎的与医生交换了眼。
「张先生，报告显示…这个…你的精虫数量明显低于标准…不少…所以…」医生盯着电脑萤幕，像是背诵稿子般对我说。
我正襟危坐的听着，像个乖学生一样，尽可能地不表现出失望至极的表情。
「…客观的看，你们想要怀孕的机率可能很低…」医生说。
怀孕的机率很低，是我自己的问题的机率很高，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与青梅竹马相恋并结婚，听起来很浪漫的故事却仍在现实上触礁了，虽然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孩子，周霓也末曾对我表现过这样的希冀，但实际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被深沉的无力感淹没。
「…总之，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医生做了这样的结论，儘管在我听来，单纯只是想要安慰人的话语。
儘管机率很低，不过还是成功了吗？周霓还是怀了我的孩子，是这样吗？本来，这些挣扎都只会是薄冰下暗藏的裂缝，我们只要小心行走，就不会溺水，是我自己的卑劣，让这一切迎来了毁火。
「你搞什麽东西？」母亲拨了电话给我。
在我离家读大学、甚至出社会工作、结婚的这些年，母亲都不曾主动打电话过来。
「怎麽了？」我被母亲充满责备的语气给吓了
一跳。
「为什麽在家裡放录音笔？」母亲问。
周霓的父母到家裡帮忙整理时，发现了我放在电视柜与床底下的录音笔，据说妻子又再次哭倒在地上，但是她什麽也没说，只说我还在加班、晚一点就回来；经过妻子好说歹说，终于把满腹狐疑的长辈给请回家。
等到我进家门时，妻子一个人坐在我们平时看书的米白色布沙发上，她把原本将近及腰的长发剪了，黑色秀发轻轻落在肩膀上，客厅的电视是关闭的，显然周霓刚才并没有在做什麽其他的事情，就只是在等着我。
我上一次偷偷回家时看见散落在沙发上的小毯子，现在被摺的整整齐齐、叠放在妻子身旁。
我拎着公事包站在门口，感觉自己只要再往前踏一步，就会掉进碎裂的冰层之中。
「我…」我开口，周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原本凹陷的沙发布面缓缓弹回原状。
「我真的好累」她说。
初中二年级的夏天，那年我和周霓都是１４岁，她在全县的运动大会上因为踩错脚步，右脚踝侧面落地，我从观众席上看见她先是在红土跑道上双膝着地、接着是手掌，虽然做了缓冲动作，但她仍扎实的在地面上翻滚了整整两圈，胸前与背后沾满了红色的砂砾，周霓在跑道中央、蜷缩成一团、抱着受伤的脚踝、表情痛苦，直到我背着她缓步离开运动场大门，在炙热的柏油路上仅剩我俩之后，她才放声大哭。
因为走得太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