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书记，我敬你一杯。”刚才区里的领导一起敬了苏晴，现在吴敏单独向苏晴敬了一杯酒过去。
苏晴不好拒绝，便端起酒杯，举上去与吴敏的酒杯轻轻一碰，将高脚杯中的半杯白酒一饮而尽了。
“官二代这个问题的确在当前社会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杜绝这个问题呢。”吴敏放下酒杯，接着刚才的话题发了一句感慨。
放下杯子，苏晴也是很感慨地说道：“要摒除官二代这个问题，在目前来说，这是咱们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啊！且别说我这样一位省委的副书记，就是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也没办法。这是体制造成的。其实吧，这样的
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的就有一切，不做官的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
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的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
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
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他们的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施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得大多是优秀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周围的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
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优待。高官的光环投
到自己的子弟
上，似乎非常自然。
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
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
袁绍和袁术两个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子弟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间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
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成为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执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势，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做官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看不起。而从门荫进仕途的，也往往被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轻视。风气所及，即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所以，门荫出来的，升迁也难。在这种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路，真刀实枪考上。有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一半，多是官宦子弟。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况下，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
即使在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学的另外途径，使得高考的公平大大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以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途径。改革后对进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也就是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这些毕业生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
而对于海外留学生却特别的优势，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国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喜欢直接进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的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就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国，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范围之内，都不言而喻的会得到们的照顾。
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
在改革初期，很多＊＊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有的是宦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宦商私商，他们经商的途径，往往有权力的
影。
即使少数真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由于大环境所致，依然难以令心服
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