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提及她的父母亲。祝永达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真笨呀！可是，他该说什么呢？他觉得，他有好多话要和这女孩儿说，却不知道怎么表达。他要告诉她，她是松陵村最聪慧最美丽的一个女孩儿；他要告诉她，他对她并没有非分之想，他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折损了这朵花。他有责任呵护她。如果马生对她再有伤害，我祝永达首先不答应。他要告诉她，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松陵村，走出这块土地。他还要告诉她，他将她装在了心里，谁也偷不去了。这些话非说不可！
马秀萍看了祝永达两眼， “我先走了。”
她没有叫他永达叔。马秀萍抬起眼，似乎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
“你走吧。”
祝永达轻声说。话一出口，祝永达就后悔了，后悔他把准备好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他转念一想，说这些话总得有点由头啊，他就这么直白地向一个女孩儿骚情，叫马秀萍怎么看他？在她的心目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眼看着马秀萍走远了，消失了，才跨上了自行车。该说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心里没有前几天那么慌了。
祝永达没有回家去，骑上自行车进了大队院子。大队办公室已经亮了灯光，祝永达将自行车在院子里锁好，走进了办公室。田广荣和马志敬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他刚进去，田广荣就问他：“永达，学习得咋样？”祝永达说：“猪牛羊的一般病能对付得了。”田广荣说：“结束培训还得多少天？”祝永达说：“今天结束了。”田广荣说：“那正好，支委开会研究，叫你参加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祝永达说：“落实啥政策？”田广荣说：“纠正冤假错案。县委去年九月就安排布置了，咱南堡公社没开展，把党委书记也撤换了，这次是非搞不可。”祝永达说：“叫我干啥？”田广荣说：“你和万良先摸底登记。万良是大队会计，底子清着哩，你们查一查，一九六四年‘社教’把哪些地主富农家二次割了‘韭菜’，分了人家多少东西，包括房屋、家具，还有‘文革’中抄去人家的东西也要弄清楚，该退的坚决要退给人家，公社里派一个工作组协助咱，具体怎么搞，万良知道。”马志敬说：“咱老是做装起来又倒下来的事情，早知道今日个要退，当时就不分人家。”田广荣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不能打折扣。咱公社已经晚搞了几个月，公社党委在全县被批评通报，咱再不能拖了。”马志敬说：“分人家东西的是咱们，给人家退东西的也是咱们，咱不是被人当猴耍吗？”田广荣说：“这就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咱们这些人直接和老百姓交火，得罪人的事得咱干，做好人的事就得留给上面了，有怨气也得干工作。”马志敬的不理解在嘴上，田广荣的怨恨在心里。田广荣问祝永达听清楚了没有。祝永达说听清楚了，说他这就去找祝会计。祝永达嘴上这么说，却磨磨蹭蹭不走，他把自己办公桌上的那个抽屉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了。田广荣已经觉察到祝永达有什么话要说，他给马志敬说：“志敬，你回去喝汤(吃晚饭)，明日个晌午咱再开个支委碰头会，你看咋样？”马志敬说：“那我就先回去了。”马志敬一走，祝永达果然开口了：“田支书，我有个事情想给你说一说。”田广荣说：“啥事？你说呀。”祝永达说：“我要入党。”田广荣一听，不认识祝永达似的看了他一眼，片刻，没有吭声。怎么？田支书不同意我入党？祝永达仿佛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似的垂下了头，双手很不自然地在抽屉里翻弄。他的心凉了。这句话是他思考了几个月后才说出来的。入党对他来说不是兴趣所致，而是他重新在松陵村站起来的重要举动。当然，这话他不能对田广荣说。如果说了田广荣不同意，他不会强求。他已看得很清，松陵村的党就是田广荣，田广荣不同意，他入不了党。田广荣吸了几口烟，很严肃地说：“永达，你要入党，这是好事，是你要求进步的表现。按程序，你要写出书面申请来。”田广荣从抽屉里取出来一个红色封面的《党章》：“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祝永达接过《党章》说：“谢谢田支书。”田广荣说：“先不要谢我。安心搞工作，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好。”
祝永达走后，田广荣坐在办公室将祝永达要求入党的事又想了想，他觉得，他对祝永达的估量不够，祝永达不是想混一碗饭轻松吃一吃的，祝永达是有抱负的。但是，他的抱负再大，没有他田广荣的提携不行。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觉得祝永达是能靠得住的，他谨慎、稳当，和他父亲一样，讲良心、有智慧。他只能支持他入党，妄图把他关在党的大门以外是很愚笨的做法。不只是田广荣身边需要祝永达这样的人。从骨子里说，田广荣还是很爱才的。
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
祝义和说：“你不懂，你听我一句话，先不要急着要。咱再做一回鳖大头也没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