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外蒙”独立
第22节沙俄导演下的外蒙“独立”丑剧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之而起的震动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它不得不收敛对中国的狂妄野心，放慢侵略中国的步伐。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订立英俄协定、特别是订立第一、第二次日俄协定和密约以后，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地位大为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又再次猖狂起来，除了抓住上章所述的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满期的机会，大肆勒索以外，它特别利用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加紧窥伺中国边疆地区，首先怂恿蒙古反动王公、喇嘛反对清政府实行新政，发动叛乱。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为时已久。单以内、外蒙古而论，先后被它收买的上层分子就有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乌泰原是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兼哲盟副盟长，因代弟袭郡王爵，涉讼十余年，被革除扎萨克和副盟长职务，负债累累。俄人乘机贷予巨款，供其挥霍。1909年，清政府代为偿清俄债，但他依旧乞求俄国支持，伺机闹事。海山是内蒙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因犯重案被通缉，受到哈尔滨俄人的包庇，得以逍遥法外。陶克陶呼是内蒙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纠众武装反抗蒙地放垦，1910年失败后逃入俄境，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俄国指为政治犯，加以拒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俗称库伦活佛，是大漠以北喇嘛教中地位最高的活佛，俄国蓄意笼络。驻库伦的历任俄国领事与八世库伦活佛接触频繁，驻北京公使途经库伦时多次到庙中拜会，馈赠金钱物品。1907年活佛庙内查出大批俄造枪枝，显然系沙俄所赠。杭达多尔济是外蒙土谢图汗部亲王、右翼左旗扎萨克兼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早年因联名请愿撤换乌里雅苏台将军受到申斥；1908年因抗拒清丈已垦蒙地，又被议处；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保举他为记名盟长，没有被批准，因此积怨在心，企图投靠沙俄，背叛祖国。这些反动的上层分子，经俄国挑唆、培养，勾结一起，成为一股亲俄势力，是沙俄入侵蒙古地区的重要内应。1910年3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不久，库伦发生喇嘛与汉族商人殴斗事件，三多拘捕肇事喇嘛，又奏准将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革职，外蒙王公、活佛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三多仇视黄教。三多推行新政，操切从事，奏请设立兵备处，截留金矿官税金砂六千余两，准备编练新军一旅。库伦一地除原有官署外，新添机关多至二十余处，开办、经常各费都在当地筹措，兵备处开支尤大，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各盟旗难以支应。外蒙王公、活佛既认为三多仇视黄教，对各项新政更加不满。清政府在外蒙举办新政，俄国蓄意破坏。自从第一次日俄密约中日本承认沙俄在外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以后，沙皇政府把外蒙视为禁脔。中国在外蒙举办新政，它认为显然是对自己而发，担心如果新政办有成效，必然大大加强清政府在外蒙的统治力量，将会限制俄国势力的扩张，而编练新军与移民开垦两项对其扩张活动尤其不利，特别加以嫉视。到1911年，内地汉族农民新垦蒙地已达四百九十余万俄亩，在金矿劳动的汉族矿工共有两千五百余人，因垦区、矿区全集中在库伦以北中俄边境地带，沙俄认为任其发展，不加阻止，势必成为它吞并外蒙的重大障碍。俄国政府了解到外蒙民族上层反对新政的强烈情绪大可利用，于是积极煽动其中的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中俄纠纷。外蒙这时成为俄国侵华的主要目标。1911年7月1日，即在外蒙部分王公喇嘛集会密谋分裂活动前十天，俄驻库伦代领事拉弗多夫斯基（В.Лавдовский）向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报告说：中国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使蒙古王公惊慌不安，他们决定在库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蒙人应采取何等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因此，对我国在蒙古的方针政策发生极大影响的时刻可能即将到来”。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时刻”，就是不久发生的“外蒙独立”事件。这位俄国领事在事前就得知这项绝密消息，从他与外蒙王公、活佛的关系看来，他绝对不只是一个知情人，而只能是这次会议的幕后策动者。按照外蒙惯例每年有一个向库伦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节日，在俄国的挑动下，这年7月10日，亲俄派王公杭达多尔济等蛊惑活佛借献“丹书克”的机会，举行外蒙四部会盟会议。会中杭达多尔济等突然提出联俄独立问题，除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那木萨赖、三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和二大喇嘛车林齐密特等赞成以外，多数王公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因此不肯附和，会议没有结果。杭达多尔济排斥爱国王公，纠集赞成联俄“独立”的王公、喇嘛十八人，开会密商，决定投靠沙俄，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推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与海山等为代表，前往俄国乞援。7月28日，拉弗多夫斯基向俄外部报告：“王公会议业已结束”，“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几天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赴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他要求俄国政府以某种借口，立即派军队去库伦，以阻止清政府对他们的惩处。8月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Нератнов）通知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反华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8月15日，杭达多尔济等一行五人到达彼得堡。次日，沙查诺夫予以接见。杭达多尔济递交由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喀尔喀四部汗王署名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件。信上说，蒙古自从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归顺清朝已二百年。近来清政府改变政策，实行新政，变牧场为农田，破坏蒙古人旧有习俗，骚扰不堪。俄国皇帝提倡黄教，因此希望归顺俄国，请求给予援助，派出俄军对付中国军队。信上还提议圣彼得堡与库伦缔结一项秘密条约，表示愿将优惠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印刷钞票、设立军事学校等特权让与俄国等等。17日，俄国政府在总理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主持下，召开有主要内阁成员参加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外蒙代表团”请求接纳蒙古归俄国保护的事。会议宣称外蒙决心脱离中国求俄保护“并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给予蒙人支持和庇护，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确信，若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会议承认清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组织移民开垦，在蒙古境内修造铁路，尤其是在靠近俄国边境地区部署军队，对俄国十分不利，外蒙王公、喇嘛反对新政的举动，完全符合俄国利益。但俄国政府当前须积极参与解决近东和中东各种尖锐问题，不能在蒙古问题上分散精力。因此，建议“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的义务，而是居间调停，并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的愿望，不要与他们的宗主国君主清朝皇帝脱离关系”。会议主张命令驻华公使根据此意向清政府交涉，并派负责官员向“外蒙代表团”说明，彻底脱离中国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答应支持他们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