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了，便不能随便更改。人治不能逾法而治，自己当领导，随意更改既有规定，是乱法。法家重视法令的严肃性。
魏文侯另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他老师一样会来事儿，伶牙俐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
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魏文侯诧异而问：“笑啥？”
“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当时的士人真敢当面指摘啊！）
这话颇有道理。君王就是要管理好职业官僚们，这是新时期对君主们提出的新的工作方法和要求。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故事体现了一种经济学理念。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作它的注解。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对地方上的名流也必恭必敬。每次经过大仙“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一定要凭轼而立（表示礼敬，类似站在车子上，扶着前杠喊同志们好。叫做扶轼）。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
被魏文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以及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还有就是任用李悝为相，首开战国时代变法的先河。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想创一门独门功夫。他汇集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其中《盗法》和《贼法》针对盗窃、杀人及犯上作乱者；《囚法》和《捕法》是有关断狱和捕亡的法律，包括惩罚盗、贼的具体规定；《杂法》用于惩罚轻狂放荡、翻越城墙、赌博、欺诈、贪污受贿、荒淫奢侈、谮越等级制度等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李悝这本《法经》是个好东西，商鞅从魏入秦，就是带着《法经》去的，给秦国人带去了福音。后代的《秦律》和《汉律》，也都是以《法经》为蓝本。
就这样，李悝成为了我国法家人物的始祖，他还著有《李子》32篇，可惜已经失传。（不过，留着的话也没多少人爱看）。
尽人皆知，战国初期的牛类已经普遍学会了耕地。牛类学会了耕地，铁器引入了生产，人们赶着牛，扶着犁（铁的），拼命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土地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们把持着，成为有强势的大家族。这些有强势的大家族——譬如赵、魏、韩，采取招募官僚的方法治理自己的地盘，遏制本宗族成员对所属土地的直接世袭，以免这帮人平地坐大，又成为赵、魏、韩这样的新豪族。
正是因为赵、魏、韩威逼了晋国君，他们从晋国君大权旁落上总结了教训——听凭大家族坐大，没有从土地上根除大家族坐大的和经济基础，说白了就是分封制的弊端。所以他们自己的地盘势力上，开始有意识地遏制分封。
李悝的变法适应了这种需要，他把封邑改为郡县，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用招募来的官僚做郡县的长官，而不是把一个封邑永久地交给哪个家族。这种招募来的官僚我们叫他职业官僚，一份任免通知就可以摆布这些职业官僚。同时李悝用法律控制这些官僚（也就是《法经》），而不是再借助从前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这就是他叫做法家的原因，是指他们以法来治理官僚——其实并不是普法宣传，针对平民搞刑罚的意思。
李悝革除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的世袭大家族分子们的命。这些被他骂为“淫民”的分封制下的大家族之人们全部被停发工资（禄），省出的钱用以招来四方之士。职业官僚制度取代了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这一是魏文侯最喜欢的，因为可以帮助他加强自己的君主权，减少下面人势力坐大，而且集中自己地盘上的人力物力归自己直辖，不再通过分封转折稀释出去。
职业官僚体系的出现，可以强化王权，加强凝聚国力，还使得布衣可以通过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僚队伍，从而打破了过去大家族宗族成员垄断政坛的局面。布衣从政的大门打开了。
李悝堪称影响未来中国2000年社会政治结构的第一人，由于魏文侯笼络住了这么个大贤，魏氏很快通过改革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的首强。（秦国这时候还不强，它依旧是远在西垂的抱残守缺的土包子国家，连货币都没有呢，保持人殉的陋习）。
李悝的法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29岁的年轻人，留着一撇轻胡子，从远东来到了魏氏的安邑。他骨骼肃穆，神色超远，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宫殿区还是那么壁垒森严，但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交易区却熙熙攘攘。“鬻金者”、“沽酒者”、“卖履者”、“卖骏马者”、“贩茅者”，“卖卜屠狗者”，都在这里谋生活。市场的喧嚣与城堡的肃杀相映成趣。
这个生逢其时的年轻人拿着自己的名策和毕业证书，径直投向魏文侯的府邸。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个被尉缭子设问为——“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 曰：吴起也。”
吴起，卫国人。
卫国这种三流小国，夹缝中生存，受狄人打击，被迫舍弃朝歌、邯郸这些大邑东迁，向齐国看齐，最终定都濮阳（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可是人杰地灵之处，商鞅、张仪、吕不韦都是这儿的人，后来还有僧一行，南霁云（南八），以及传说中的造字家仓颉等等。当然还有接受了三陪女的性按摩而不见效果，“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先生（前一时间被凭为“中国古代十大杰出青年”）。
但吴起没有这么杰出，年轻的吴起是个游仕求索，出头无路的家伙。他的老家也不在濮阳，而要从濮阳西南行200里，进入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既然是中，那就是倒爷的聚集地，范蠡就在这里）。
吴起的爹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金”，有钱。当商人当牛了，就要想着运动王侯，作磨着当官了。吴起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他的政治面貌属于布衣。他按照父母意愿，把爹的存款拿出来，到处托关系，想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所谓布衣，不是棉花做的衣服，那时候棉花还没有引进中国，布衣多是麻布的，而且不经染色。老百姓只能传布衣。有身份的人，比如世家大族的，当官的，则穿丝衣。脱下布衣，穿上彩色的丝绸衣服像一只花蝴蝶，到处乱飞，这是当时每一个布衣的梦想。）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妹妹在家给吴起织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要求她拆了重织，妻子头答应。
织完吴起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妻子赶紧解释：“经线事先已经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吴起说：“没法改，你答应干吗？”吴起不能原谅妻子言行不一的不诚实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大约当时的布和钱币一样，可以作为交易凭证来流通，如果织布织得尺寸不够政府规定的幅宽，会扰乱货币市场，所以布要达到一定标准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