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
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
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
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
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
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
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
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
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
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
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
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
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
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
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
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
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
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
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
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
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
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
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
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
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
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
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
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
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
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
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
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
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
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
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
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
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
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
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
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
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
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
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
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
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
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
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
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
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
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
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
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人臣者苟能充无
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
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
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
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
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