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卡住了，不会轻点你」「小屁孩儿懂个逑，怕啥」小时侯，当我发现因为内裤的摩擦会导致下体的膨胀时，心里总会腾升起一阵阵的紧张和愉悦。
那让我总是想把手伸下去挠骚的微微的酥痒，在不合体的夏季短裤或冬天层层迭迭的秋裤里，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吸引我可耻的注意力。
最可怕的是学校的夏季校服，完全不符合生物学地从二年级一直穿到了五年级。
那晚的梦遗，让我心烦意乱愤怒无比的同时，却也凭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满嘴的小绒毛，虽然稀疏却很明显，腋毛和阴毛也开始往外撺。
嘴边的绒毛没法遮掩，只能任由它成为邻居打趣的对象，总有好事者偶遇时大声地喊：「林林嘴上长毛了，下边长毛了没，快脱裤子让你叔瞅瞅」而我则像被现场逮到的小偷做贼心虚般满脸通红。
却又理直气壮地嘟囔出一句「当然没有」，然后将脚步提高百分之十五的速度撤离。
虽然嘴上那么说，洗澡时，我却忍不住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想了又想。
这些令人羞涩甚至恶心的东西，让我总是彷惶不安。
我每天都要盯着镜子里嘴唇上的「胡子」，腋下的腋毛，下体的阴毛和时不时勃起的老二无数次。
只要确认别人也一样，我就可以舒好大一口气。
上初中后，对女人这个词的浅薄了解，完全依赖于王伟超的启蒙。
我记得那个春天来临的傍晚，我们一群同学跟着他走在校门外大街上。
他对众逼说，他父母有一本很大的精装书籍，书上有一张女人阴部的彩色像片。
他说：「女人有三个洞」那天王伟超秘的口气和街上寥寥无几的脚步声，让我的呼吸急促紧张。
一种陌生的知识恫吓着我，同时又诱惑着我的满腔热忱。
几天以后，王伟超将那本精装书籍带到学校里来时，我面临了困难的选择。
显然我和其他逼一样激动得满脸通红，可是放学以后王伟超准备打开那本书时，我彻底慌乱了起来。
在阳光还是那么明亮的时刻，没有胆量投入到这在我看来是冒险的行为中去。
所以王伟超说应该有一个人在门口站岗时，我立刻自告奋勇地承担下来。
我作为一个哨兵站在教室门外时，体会到的是心脏和耳膜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听到里面传来长短不一的惊讶声和绘声绘色，我心里一片尘土飞扬。
失去了这次机会，就很难得有第二次。
王伟超的大胆总是令人吃惊。
那张彩色图片只向男同学出示，使他渐渐感到腻味了。
有一天，他竟然拿着那本书向一个女同学走了过去。
于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女同学在操场上慌乱地奔跑，跑到围墙下面后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伟超则是哈哈大笑地回到了我们中间，当我胆战心惊地提醒他说，小心她去告状。
他一点也不慌乱：「告个鸡巴，不会的，你个逼放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王伟超的话是正确的。
1998年，我14岁，上初二。
整天异想天开，只觉天地正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开始有喜欢的女同学，在人群中搜寻，目光勐然碰触又迅速收回，激起一股陌生而甜蜜的愉悦。
这种感觉我至今难忘。
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
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
他整天呆在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
为此母亲和父亲大吵过几次，还干过几架，父亲虽然混账，但至少不打女人。
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母亲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
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
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
爷爷是韩战老兵，家里也富足，88年时还在村里搞过一个造纸厂，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子嗣。
父亲是从远房表亲家抱养的，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从小娇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
父亲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配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部教体育。
父母亲本就是高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配到二中的高中部，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
说实话，父亲皮子好，人高马大，白白净净，在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熟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性青睐。
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爱，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母亲条件好，眼光又高，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
父亲一见着母亲，立马展开了攻势。
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
父亲就转变火力点，请爷爷奶奶找媒婆上门提亲。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
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
父亲臭毛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点老实，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84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
94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
混了几天日子，他索性拍屁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
因为交通方便后，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
当然，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母亲有时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
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或母亲每天接送。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里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12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3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还缺4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1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