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失败了。
吴三桂，辽东籍，武举出身，崇祯十二年（1639）底任明辽东总兵官，在辽东专擅一方。（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得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厦门，为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崇祉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等，他在明皇宫武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谣言。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安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州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内门，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崇祯十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崇祯十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拥立明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进攻。
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掀起了重要波澜。这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复明运动。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复明运动的目的有很大不同：一部分地主、官僚哭祭崇祯，声称要相随高皇（明太祖），恢复朱明皇的统治；另一部分地主缙绅、士大夫不是一般地倡言封建纲常、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眷恋明朝统治，而是首先在于反对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
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十一日，摄政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七月初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的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车驾自盛京启行，九月十九日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江南金坛」削鼻班「参加抗清斗争。明代，江南的地主豪绅称其家内奴仆为」鼻头「，任意驱使，横加挞罚。明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家内奴仆也起而反抗地主豪绅。他们为了洗刷」鼻头「的侮辱，自称为」削鼻州「。清军南下后，」削鼻班「也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洪流中。金坛彭氏奴仆，」削鼻班「首领潘茂、潘珍自称主帅，聚集数万人，于顺治元年五月攻下金坛县城，接着又进攻附近州县，屡败清军，扰得清统治者不得安宁。次年，清昂邦章京哈哈木亲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