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空言恢复”，而是有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天文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逐步完善新的历法。
崇祯帝的这一决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君主的远见和开明。他没有因为一次预测失误而简单地归咎于台官，而是选择了改革和进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
